短剧“互抄”:一场没有赢家的竞赛
格文| 短剧自习室| 2025-08-15
【流媒体网】摘要:海外短剧市场下载量破亿,但ReelShort抄袭风波暴露行业版权困境。

  8月13日,短剧自习室发布7月海外短剧数据显示,海外短剧市场迎来两个“首次突破”:总下载量首次破亿,总收入首次突破2亿美元。

  然而,热闹的表象之下,短剧正经历前所未有的震荡。近期,枫叶互动旗下出海头部应用ReelShort遭国内知名制作公司点众科技、听花岛、麦芽等指控,称其多部热门剧集存在“一比一复刻”式抄袭,人物设定、剧情走向乃至关键台词均与原创作品高度雷同。

  在ReelShort涉嫌抄袭事件中,点众与听花岛均表明了打击侵权的决心。ReelShort 创始人贾毅通过朋友圈回应“学会多维度竞争”,被业内解读为消极回应。

  就相关事件,ReelShort内部如何看待以及处理,截至发稿,短剧自习室未收到ReelShort回应。不过,点众内部人士对短剧自习室最新透露,目前已就相关纠纷与ReelShort达成和解。

点众内部人士透露已与ReelShort和解

  在诉求上,点众明确呼吁作为短剧核心工种的编剧恪守职业良知,坚守原创底线,听花岛则“希望平台和制作方作为统一行动人,联合起来抵制盗版”。

  这场风波迅速演变为行业焦点,其影响跨越国内外市场,撕开了短剧出海繁荣表象下的深层裂痕:玩家涌入稀释流量红利,用户精品需求推高制作成本,而承制方在现行商业模式下利润微薄、难以为继——整个行业正滑向恶性循环的生存困局。

  ReelShort风波,正是短剧业态步入“深水区”的鲜明注脚。

  纵观内容产业发展规律,唯有尊重创作本质、持续输出精品的公司,方能在夹缝中觅得生机。无论海内外,短剧行业走向规范化已是必然,对于构建覆盖短剧从生产到发行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版权保护机制,也是捍卫原创的必要之举。

  匿名战场:“抄级”军备赛

  赵文宇在某家平台担任短剧导演,每月三部的拍摄节奏已然让他有些吃不消。更让他困扰的是,这种倦怠已经从身体蔓延到了精神层面。

  “我每天工作都很无聊,已经连续拍了好几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剧本了。”他告诉短剧自习室,短剧拍来拍去就那几个类型,整体框架都一样,爽点非常集中,无非是元素替换、改变主角性别、台词洗一下稿。

  甚至,部分头部制作方、平台之间互相“借鉴”、带头融梗,已是行业心照不宣的事实。赵文宇介绍,他的公司内部设有专门研究市场爆款的团队,这个团队会定期拆解当下热门作品创作模式,比如有哪些投流点,分镜应该怎么安排等,然后传达给编剧导演团队进行融梗创作,这在内部已形成一套非常规范的流程。“你很难界定那个东西是不是百分百抄袭,但绝对游走在灰色地带,只要没有人告,能‘苟’一天是一天。”赵文宇指出。

影视剧组开机/概念图

  夜鹏就是那个决心与抄袭者“掰手腕”的人。他在西安经营一家制作公司,承接平台剧本拍摄业务。此前,他发现某部短剧从人设、剧情到画面,都与自己制作的剧集如出一辙。虽然举报后相关作品被下架了,但他心有不甘。然而,就在他刚决定起诉时,却“拔剑四顾心茫然”——他连抄袭作品的主体都找不到。

  在这个行业里,人们倾向于隐藏身份,以避免潜在的侵权纠纷。集中体现在,观看长剧时尽管平台提供了“跳过片头/片尾”选项,但是片头片尾会清晰地注明主创和出品方信息。而短剧更为极致——没有一个画面和镜头是冗余的,甚至直接取消片头片尾,实现集与集之间的无缝衔接,甚至在剧集主页,制作方和出品方的信息也常常难觅踪影。这种做法直接导致剧集出现抄袭争议时,被侵权方甚至连责任主体都难以锁定,维权更是无从谈起。

  此外,许多短剧导演和编剧是从传统长剧或中长剧转型而来。从观念上,他们对于在短剧作品上署名仍有顾虑,这背后或许潜藏着一种微妙的创作心态。一方面,这可能源于创作者对短剧艺术地位的某种不认同,认为其尚不足以承载个人创作的声誉与标准,另一方面,这种隐匿身份的自由,也可能在无形中消解了创作应有的责任感。

  更令人无奈的现实是,在这个行业里,无论是平台还是制作方,多数公司都兼具“被侵权方”与“侵权方”的双重身份。赵文宇的公司产出过热门短剧,也屡遭抄袭,但与此同时,它自身也在模仿、融梗其他热门作品的创意。这种现象在业内屡见不鲜,唯一的区别在于:相比收割完流量就撤的投机者,大公司和平台的手法更为隐蔽。

  “你去看每个平台,但凡有爆款出现,接下来市场上就有成百上千个同类型作品涌现。这个行业大部分公司都经不起审视,因为每个人可能都不干净。”赵文宇表示。

  赵文宇的观察并非孤例。短剧自习室通过密集调研发现,行业现状与其描述高度吻合。部分维权者甚至反映,他们在指控其他公司侵权后,对方不仅未作处理,反而搜集维权方平台上的短剧,调转枪头发起了反诉。

  尽管存在少数坚守原创的团队,但行业自上而下弥漫的抄袭风气,正裹挟甚至倒逼着产业链各环节的人加入这场抄袭“军备竞赛”。有原创者在屡遭剽窃后,无奈道出了行业乱象:“短剧市场现在就是抄袭的天下。不挣扎了,我也开始抄了,被骂也无所谓。”

  赵文宇的公司对侵权则持“无暇顾及”的态度。一方面,维权周期漫长,对非爆款作品而言,即便胜诉,收益也未必能覆盖成本;更重要的是,在“以量取胜”、爆款迭代仅需十天半个月的行业规则下,公司必须全力投入产出。一旦抽身维权,错过模仿同类型爆款的窗口期,就意味着错失盈利良机。

  在赵文宇看来,踏入这行,人便如同永不停转的陀螺——唯有持续运转,公司才能获得支撑现金流的动力。

  维权死局:“抄生”与死战

  这种“无暇维权”是中小公司的生存常态。然而,当涉嫌抄袭的刀尖抵住重金押注的核心项目时,头部公司已无退路——维权不是选择,而是生死线。

  点众主动启动司法程序后,争取来了与ReelShort的和解,围绕点众与ReelShort的版权纠纷暂告段落。听花岛内部人士指出,公司拥有跨境诉讼维权成功经验(包括针对境外服务器网站),目前正通过技术监测、外部律师合作等多渠道推进多个维权项目,并探索引入数字水印、技术加密等防护手段。

  这一场涉嫌抄袭风波,并非孤立的出海乱象,而是短剧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暴露的结构性困境。它也意味着,短剧业态步入一个调整周期。

  在国内,红果月活已超越优酷,短剧由“小众娱乐”跃升为大众级内容形态,而海外依靠低成本投流获客的方式也越来越难奏效。去年底以来,昆仑万维在海外重金买量和字节上线免费模式的“Melolo”,都为市场平添了几分张力。

  高昂的买量费用与平台普遍压缩成本的双重压力,让盈利空间本就有限的中小制作公司更加举步维艰。无论国内还是海外,短剧行业都在从粗放式增长转向头部平台垄断、精品化与高投入的新阶段。表面依旧热闹,但真正能“吃到肉”的人会越来越少。

  从制作层面来看,头部平台自制比例提升,直接拉高了制作要求,成本也水涨船高;剧本开发上,部分平台开始重金买IP、请专业编剧团队打磨剧本,不再接受简单的爆款公式套拍;在演员与制作班底升级方面,为了保证口碑和转化率,平台倾向用有粉丝基础的演员和更成熟的摄影、灯光、美术团队,这也抬高了人力成本。

  而在海外,短剧制作成本是国内的2-5倍,以美国为例,一部竖屏短剧拍摄成本在10万到20万美元之间,海外演员片酬、工时规定、餐补等因素导致成本居高不下,以及本土化制作对专业团队和剧本的需求,进一步推高成本。

  此外,当前盈利模式将制作公司锁在食物链底端:依赖平台承制费导致利润遭多重挤压——平台压价、成本暴涨、爆款收益不对称。5%-10%的微薄利润率,迫使中小公司陷入 “量贩式生产”陷阱:靠接单量维持现金流,却无力投入IP孵化。

   合规革命:从“盗利”到创生

  当抄袭成为行业的生存法则,维权沦为一场精算成本与收益的困局,部分从业者已开始尝试撕开裂口。

  早年依托网文基因崛起的短剧平台,以剧本中心制构建了单极权力结构。如今,制作公司主动打破失衡:从“被动承制”转向“内容主权”争夺,这一举动正悄然松动平台绝对话语权。

  夜鹏告诉短剧自习室,他的公司目前靠收购编剧工作室,将剧本开发权牢牢掌控在手——这并非孤例。面对剧本盗版与翻拍成风的乱象,越来越多的制作方正选择脱离平台绝对控制,或自建编剧团队孵化原创内容,或通过版权交易获利。

  夜鹏透露,公司旗下编剧不仅为内部制作提供原创剧本,而且对外剧本版权出售业务目前也开始为公司创收,他很看好这项业务并在持续投入。

  “从整个行业来看,短剧做版权登记的非常少,但是这件事肯定是要做的。”夜鹏表示,他正在研究各地版权登记政策。然而,个体的抗争终究难以抵挡系统性的漏洞。短剧的生命周期短至15天,传统版权登记流程耗时长、成本高,往往登记完成时,剧集早已过了流量峰值,维权变得毫无意义。

  针对这一核心痛点,业内人士指出,短剧脱胎于网文,在维权上一定程度上面临与网文相似的困境,维权上可借鉴网文,比如在“中国网络作家村”,当地正进行批量数字化登记,通过模板化、批量化线上流程压缩时间;利用区块链存证结合AI全网监测,杭州互联网法院支持的“作品溯源证书”,试图实现创作全链路的可信记录与即时追踪。

  在美国加州律师,Summit Zenith管理合伙人程骞看来,知识产权维权十分普遍,小到一张照片均可追诉索赔。如果短剧版权人拥有大量作品,且发现某平台或账号存在批量侵权情况,可对同一侵权主体、相近时间的侵权行为进行集中起诉,从而显著提高单案索赔标的,增加和解压力。

  今年3月,国家广电总局主导推出了“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微短剧版权服务平台”,强调确权高效化、监测智能化、维权便捷化、交易透明化,旨在为短剧构建覆盖“创作→生产→播出”全生命周期的底层版权基础设施。

  在程骞看来,法律界的共识清晰表明:短剧维权困境的根源并非立法缺失,而在于高昂的实操成本与有限的维权收益严重错配。

  成本侧,短剧版权人在维权时往往面临证据取证难、侵权者匿名、多平台投诉流程复杂等问题;如果涉及多轮诉讼、多国取证,法庭程序可能耗时数年,且费用高昂;收益侧,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如果短剧并未在版权局完成登记,而实际损害或侵权人利润又难以证明的情况下,损害赔偿往往十分有限;如果短剧已在版权局完成登记,单个作品才有可能享受最高15万美元的法定赔偿。

  破局需双轨并行,策略性降本。比如通过视觉中国式“资产包式维权”摊薄成本;前置版权登记、合同完备化以减少侵权,布局预防性合规。程骞强调:侵权赔偿成本常是预防性法务投入的十倍百倍,企业出海需转变观念,提前布局国际合规。

  更深层的行业变革已在ReelShort涉嫌抄袭风波引发的震荡中悄然发生,其警示意义远超个案本身:对出海企业而言,在欧美等版权保护严苛的市场,建立完备的版权链条已从加分项变为生存刚需。

  如今,众多平台和制作方都在寻求资本化的途径,而在资本市场眼中,版权管理能力也被纳入投资尽调的核心维度,比如CreativeFitting等近期获得融资的AI短剧公司,均着重强调其在技术降本之外的版权合规解决方案。

责任编辑: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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