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教育部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
6月15日,教育部召开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成立启动会。会议宣读了《中央编办关于调整教育部职责机构编制的通知》,指出这次机构增设,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工作的高度重视,对新一代少年儿童的关怀,对于深化校外教育培训改革具有重大意义。会议强调,要把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打造成更具人民情怀、更具斗争精神、更具法治思维、更具工作策略的司局,以“钉钉子”的精神推动“双减”工作落地见效,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百年华诞。
按照教育部在6月9日下发的文件,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的主要职责是:
(1)承担面向中小学生(含幼儿园儿童)的校外教育培训管理工作,指导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党的建设,拟订校外教育培训规范管理政策。
(2)会同有关方面拟订校外教育培训(含线上线下)机构设置、培训内容、培训时间、人员资质、收费监管等相关标准和制度并监督执行,组织实施校外教育培训综合治理,指导校外教育培训综合执法。
(3)指导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社会竞赛等活动。
(4)及时反映和处理校外教育培训重大问题。
在上述启动会的第二天,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还特别针对暑假期间即将纷涌而至的校外培训给出风险提示(“缴费套路多,警惕勿上当”),主要涉及虚假宣传诱导缴费、巧立名目违规收费、炮制噱头高额收费。
【劲语快评】校外培训监管强调“斗争精神”,野蛮时代终结!!
校外教培监管司的复杂设立背景。过去的4年左右时间里,以互联网资本为代表的民间资本大局杀入校外培训领域,严重干扰了学校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教育以及学前教育,并在社会上产生了众多不良乃至恶性的影响——尤其是互联网资本支持下的在线教育也野蛮姿态疯狂烧钱破坏教育生态,甚至妄图替代学校义务教育。
据新华社报道,从全国12315平台投诉举报情况看,2020年全年受理教育培训服务投诉举报15.5万件,占投诉举报总量的8.2%,在服务类投诉举报中排名第4。2021年第一季度,教育培训服务投诉举报达到4.71万件,同比增长65%,排名升至第3。可以看出,校外培训已经成为大众生活的痛点、堵点。
虽然监管机构在2018-2019年多次重申了“双减”政策并推进校外培训服务的规范化,但校外教培总体上存在很强的社会属性,在相当程度上超出了传统教育部门的监管实施范畴,尤其互联网在线教育的监管更需要跨部门联合执法。并且,2020年疫情总体上改变了教育信息化与校外教培监管进程,停课不停学成为当年教育部门的核心任务。而进入2021年之后,随着系统内线上教育平台的逐步建立,以及4月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的颁布(9月1日正式实施)(参考《乘桴看山|后疫情下校外教培监管“回归”,在线教育格局重塑!》),校外教培服务正式回归并持续收紧。尤其是在近几个月里,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一再关住了校外教培领域,将校外教培监管监管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提到新的高度。其中5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要求全面规范管理校外培训机构、坚持从严治理(参考《劲语快评|校外培训再被中央关注,工信部落实5G安全》)。这些正式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成立的核心背景。
从机构设置历史来看,2017年,在基础教育一司和基础教育二司合并后成立的基础教育司设有校外教育与培训监管处。此外,教育部发展规划司设有民办教育处。可见,不管是与校外培训机构直接相关的校外教育与培训监管处,还是间接相关的民办教育处,教育部的机构设置只到处级。而此次设置专门的校外教培司正是对相关监管工作的明显升级。
校外教培监管司工作强调“斗争精神”!!此次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成立启动会强调“人民情怀”、“斗争精神”、“法治思维”、“工作策略”和“钉钉子”的精神,这些字眼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甚至超乎寻常。“人民情怀”或是强调教育的公益性以及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法治思维”或指民促法实施条例确立的规范化治理背景。而“斗争精神”与“工作策略”这两词则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民间资本尤其是互联网资本推动的教培服务乱象(参考参考《劲语快评|线上教育乱象不止,广电5G共建延迟》),需要通过针对性的监管手段予以“斗争”。此前5月21日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双减”政策同日下发的,是北京市教委、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银保监局四部门联合发布的《北京市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管理办法(试行)》。该办法按照2019年《关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精神针对学科类教培机构的资金监管举措直指互联网教育过度营销等痛点,被认为“最严监管举措”,这可称得上是“斗争精神”的典型体现。而“钉钉子”一词显然是要求,通过上述“斗阵精神”与“斗阵策略”将校外教培服务最终规范化,勿令违规违法机构其还有空子可钻,勿令人民群众与教育生态再收戕害!从上述启动会精神宣贯可见,校外教培训监管司的设立标志着校外教培行业野蛮发展时代结束!!
即使从机构设置名称看,中华教育改进社理事缪登峰指出:教育部下属共27个司局和办公室名称中,有三个机构使用“管理”一词,但‘监管’一词却还是第一次使用。可见,校外教培训监管司的“监管”一词与“斗争精神”也是相呼应的。
新监管司将加强推动联合监管,全国统一管理服务平台或成关键长效机制。从职责定位来看,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纪大海表示,此前,所有的职能部门都有专门的监管机构,“比如医疗有卫生执法大队,交通有公路执法大队,文化有文化监管机构,唯独面向市场的教育行业没有。整个社会力量办学形成多头审批,结果无一头主管的氛围,没有一个真正的执法大队去执行,缺乏市场监管。”而校外教培司确立后则可以结束原来“九龙治水”的局面,在统一的监管部门基础上推动有效的、上下统一和跨部门的联合监管与执法。
从关键长效机制,此前2018年11月教育部等三部门《关于健全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整改若干工作机制的通知》,要求推进全国统一管理服务平台的落地实施,并作为两大长效机制之一(另一机制是与之配套的校外教培机构备案审核专家团队)。此后,这一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全国统一管理服务平台被多次提及。例如,2019年7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要求:完成对全国校外线上培训及机构的备案排查,建立黑白名单和灰名单,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利用全国校外线上培训管理服务平台对外公布,及时更新(此前,该文件对校外线上培训及机构的备案排查管理设置了明确的截止日期,但因为2020疫情而无法如期实施)。另外,2020年12月举行的全国培训教育发展大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校外教育与培训监管处处长徐攀表示:要进一步强化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联合相关部门定期开展排查检查,严查严办违法违规培训机构,及时问责通报,动态更新黑白名单。从这些情况看,校外培训机构全国统一管理服务平台(及其相关的黑白名单)正是重要的全国性监管平台与手段。预计该平台具体的管理功能将重点落实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核心职责的第二部分内容(校外培机机构培训内容、培训时间、人员资质、收费监管等相关标准和制度)。
还需要注意的是,校外教培监管司“指导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社会竞赛等活动”的职责也非常有实际意义。目前流行的各种社会竞赛正式推动家长相互比较、唯恐“输在起跑线上”、形成“鸡娃”潮流的重要推手。此前2018年教培整改重点是奥数竞赛,由华罗庚杯、迎春杯、希望杯、走美杯组成的四大奥数竞赛被严令禁止,一批以竞赛培训为生的机构也被叫停。而众多小学生家长们失去了能在“小升初”中脱颖而出的重要砝码——奥数证书。而近两年英语则成为替代性砝码。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在业存续的少儿英语教培机构有4110家,而瑞思英语正是其中的头部机构之一。 如果能够持续打击这些有显著应试思维背景的社会竞赛活动,将其适度向美育类和素质类引导,也有助于降低社会“鸡娃”氛围。所以,校外教培监管司将社会竞赛活动管理职责纳入,体现了对教培领域的综合性治理思路。这也是对此前习总书记校外教培治理思路的贯彻。
从5月份监管举措的行业反应来看,在明确的监管信号下,众多相关概念股出现暴跌情况,有头部机构出现大规模裁员/毁约Offer的情况,还有不少机构(如高途课堂)逃离针对低幼的启蒙/超纲业务,而监管较少的“素质教育”则受追捧(如瑞思英语案例)(参考《乘桴看山|校外教培监管下的资本大逃亡&赛道转移?(下)》)。而在校外教培监管司成立后,更加清晰的信号将使上述风潮将在行业内进一步快速扩大,在“斗阵”过程中,野蛮者将被驱逐,留下的更多将是认真做教育和尊重教育初心的业者!
最后,作为一个大视频领域的观察者,笔者一直将校外教培/在线教育与媒体融合相比——教育部校外教培监管司与广电总局媒体融合司也都是新设立的司局监管机构。但后者更多与传媒及消费互联网相挂钩,前者与更为刚性的产业互联网相挂钩——因为教育领域系统内机构主导性更强。所以,与媒体融合司相比,校外教培监管司更为强调“斗争精神”,其治理抓手与打击痛点更为明确。这也体现了消费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治理的差异性!
责任编辑:侯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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