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枝使，这种好事，能轮到我？」

　　基层小吏李善德（雷佳音 饰）错愕地捧着同僚塞来的敕牒文书，还未回神，身边的上林署同僚早已笑容满面，仿佛替他捡了天大的便宜，然而等他弄清事情真相，却瞬间如坠冰窟。

　　六月初一前，将岭南鲜荔枝运抵长安。五千里山河，运送一种「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的娇贵鲜果。这任务，简直天方夜谭。

　　但那是圣意。皇帝只要开口，李善德只剩两个结果：马不停蹄，或人头落地。

　　故事来自在腾讯视频上线的剧集《长安的荔枝》（以下简称《荔枝》），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由作者本人亲自操刀将七万字文本扩展为35集电视剧。从宫廷命令的一纸下发，到南北山河的血汗奔赴，一场关于「送荔枝」的冒险，就此展开。

　　但它并不是简单的「送荔枝」，当剧中的李善德愁眉苦脸时，剧外的打工人也看得如坐针毡。因为《荔枝》讲述的是千年未变的职场生态，是虚伪笑脸下，不容抗拒的职场PUA。看似天降大运，实则刀尖舔血。它撕裂盛唐的华丽外袍，露出自古以来各种「基层小吏」在职场中谋生的真实人生。

　　众人皆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却少有人知「人马僵毙，相望于道」。

　　换句话说，每一口被权贵们端上餐桌的「甜」，都是为其效力的牛马们，身上的一道「疤」。

　　牛马的品类

　　《长安的荔枝》与原著最大的不同，就是新增了由岳云鹏饰演的「郑平安」这条人物线。

　　虽然这一改编引发了一些争议，但在笔者看来，郑平安的「岭南间谍战」，反而精准深化了本剧的核心命题：在体制的洪流中，不同形态的「牛马」，不过是挣扎于相同泥沼的凡人。

　　剧中有两种典型的「牛马」。

　　李善德，被规则驯化的「模范牛马」。他老实本分，不争不抢，却因此遭人排挤，命运多舛。身为九品小吏，为保女儿前途与性命，被迫接下几乎注定失败的「荔枝使」任务。他精通算学，却不懂权场之术，从一开始就被同僚陷害，到岭南后又处处被官场老油条刁难。纵使被打压、欺辱，受尽窝囊气，却仍咬牙坚持。这是典型被「责任」压得喘不过气的打工人：不怕苦，不怕累，只怕出错后殃及至亲。

　　郑平安，规则操纵者的「幸存牛马」。外表「捧哏式」油滑，腰间鼓一拍，就能戏精上身。但实则是左相派来的暗线，在岭南权斗间周旋求生。他懂奉承、会装疯卖傻，看似无骨实则有谋。但喜剧外壳实际包裹的是一套冷峻的生存逻辑。郑平安的「拍马屁」，实则是对体制温顺又讽刺的反制。他明白在这盘大棋中自己永远是被牺牲的一颗卒子，却甘于扮演这个角色，只为保住手中那点残缺的「主动权」。

　　而《荔枝》能令当代牛马们感同身受的原因也在此。它将盛唐的官场荒诞，精准对应到今日职场的辛酸，并不渲染宫廷争斗的戏剧性高潮，而是切入「百姓们」的生活，展现了最真实的断面：底层打工人们在秩序之下，是如何被架空、被挤压，又如何在这令人窒息的职场缝隙中艰难图存。

　　当代打工人的奋斗原因无非就那几个：养娃、养老、房贷、梦想。而这些动因，在《荔枝》中都充沛地分配给了角色。

　　李善德眼中没有仕途，只有需要照顾的女儿和没还清的房贷。同事们拉着喝酒，他的第一反应是「我要接孩子下学」；被迫接下任务后，第一思考是「我要出事了，我闺女怎么办」，他是典型的「被责任推着往前走」的打工人。

　　而郑平安则是另一个极端。他的圆滑、低姿态、阿谀奉承，是一种用「人格成本」换「现实资源」的折价交易。他随叫随到、陪酒跳舞，尊严虽然低，但心里始终有笔账，知道什么时候该沉，什么时候该浮。他不是没脊梁，只是没靠山。但他也知道，底层打工人若想换得一次「升值」，就必须学会把自己「当工具用」。

　　他们一个内敛自持、一个圆融世故，恰好代表了当今社会中最典型的两种牛马：一个用踏实还债，一个用忍辱攒局。但不论是李善德的「直」还是郑平安的「曲」，都难逃「被剥削」的命运。

　　前者被责任压垮，后者被异化吞噬，都说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终将饿死在悬崖前。但好在，他们都在尽力活出自己的「体面」。

　　指挥牛马的「人」

　　牛马之所以不断背上苦差事，自然离不开背后那双挥鞭指令的手。

　　《荔枝》另一个能引起打工人共鸣的原因，在于剧中呈现出了一组极具讽刺意味的统治群像。从皇权到地方官吏，从中央敕令到基层操盘，层层转嫁，层层剥削，最终构建出了一座冷酷的权力金字塔。

　　站在塔顶的，是随心所欲的皇权。为博贵妃一笑，圣上轻描淡写地就可以用一句圣意，换来五千里人马僵毙、命悬一线的运送任务。这独属于权贵的浪漫，是众多平民的命悬一线。

　　而被夹在中层的，则是精致利己主义者的中层官僚。

　　上林署的同僚，为了自保，将这颗「烫手山芋」以一纸被篡改的敕牒塞进李善德手中，用「煎」覆盖「鲜」，将他推入死局；岭南刺史何有光，表面迎合圣旨，暗地与赵辛民联合动心眼，只说漂亮话，绝不掺和难办事，只想占成绩，绝不出苦力，顺便还想将别人的功劳当成政绩的垫脚石。

　　在这样的体系中，每一级都在通过向下压迫来取悦上级。宰相摊派任务、刺史克扣资源、小吏压榨民力。每一级的「战绩」，都建立在下一级的苦难之上。

　　而管理的本质，从不只是效率，而是系统性的剥削。可怕的是，剥削不仅发生在物质维度，更难以逃脱的，是认知层面的操控。

　　李善德也是在亲自计算荔枝运输路线时才意识到：真正要为圣意付出实质代价的，是种植荔枝的峒人、驿卒、脚夫、与无数累死的马匹。他们被整个社会当作耗材随意消耗。没有姓名，也没有未来，甚至无法理解或看到自己正在被牺牲。

　　盛唐顶层塑造了一个看似光荣的叙事框架。为国尽忠、为命而战，但真正吞下苦果的，是被话语体系「驯化」的牛马。他们被灌输「奉献就是崇高」「吃苦才有出路」，却从未被告知，这一切的牺牲只会反哺体制的稳定。

　　当官员们向李善德强调「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时，其本人恰恰成了那个代价；当他被要求「顾全大局」时，其本人却根本不在这个「局」之内。

　　而《荔枝》中最值得深思的部分，就是它以盛唐为壳，牛马为骨，剖开了「只要你能吃苦，就有吃不完的苦；只要你能吃亏，就有吃不完的亏」这条职场金句。

　　好在故事的最后，选择「硬干」的打工人虽「丢」了工作，却保住了性命。

　　牛马叙事

　　被任命为「荔枝使」的李善德，何尝不是今日写字楼里加班至深夜的白领；风雨兼程、不敢多停一秒的外卖骑手；连日发烧仍不敢请假的工厂工人？当他一遍又一遍推算路线、试验保鲜方法时，现代打工人们也盯着每月还房贷的账单而惆怅不安。

　　美国知名政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曾在《弱者的武器》中通过对马来西亚农民的反抗的日常，揭示出农民与榨取他们劳动的利益者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社会学根源。他们用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等非正式解决手段，以低姿态的反抗进行自卫性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

　　尽管李善德拿到了「冤大头」剧本，但他做事却并非完全被动。他精于算计，熟知各路花草习性；本分做事，尽管商人愿意多给钱，也要纠正对方「计算错误」，绝不贪婪；被峒人们绑在树上，却因为熟知椿象习性，带领众人调制出治理方法，获得百姓信任。

　　而郑平安的存在，则提供了另一种「反抗路径」。这个看似油滑谄媚的小人物，靠装疯卖傻苟延残喘，却在关键时刻精准出手，演技救命，为自己和狗娃谋得生机。

　　这恰巧反映出了古今中外的「牛马」们习惯用非暴力的智慧和临场机变，给自己在无法改变的秩序中留下喘息的余地。而这也正是《荔枝》能引起观众强烈共鸣的另一大原因，它在很大程度上精准踩中了当代打工人情绪的痛点。

　　李善德的加班、被甩锅、权责不对等，以及郑平安的「谄媚生存法」，正是今天写字楼、工厂里、外卖站点的职场缩影。

　　而这种从庙堂到江湖、从盛唐到当代的牛马命运，也正悄然成为当代剧集创作的母题之一，「打工人文学」不再是边缘叙事，而是正在成为被影视工业重新包装后的主流。

　　《狂飙》讲述了底层警察和「强哥」们的黑白博弈；《平原上的摩西》与《漫长的季节》拍出东北工人阶层的爱与营生；《我在他乡挺好的》《大江大河》等时代剧则从女性或企业视角展现普通人向上走时所面临的斜坡与重压。打工人们不再是宏大叙事中的过客，而是承载整个叙事核心的主角。

　　而《荔枝》更进一步，把「牛马叙事」置于盛唐华彩中，让雷佳音和岳云鹏代表当代打工人穿越历史，在大明宫与岭南山道之间奔跑、挣扎、打算盘，打通了朝代与现实之间的时间壁垒，也拉近了观众与主角命运之间的距离。

　　哪怕身着古装、讲着「唐」话，牛马们的焦虑依然是真实的、普遍的、共情的。

　　虽然35集的电视剧终会落幕，但现代「荔枝使」们的故事还在继续。好在在影视行业里，牛马们的命不再是羞耻符号，而是成为了市场呼唤、观众需要、平台热捧的影视价值入口。那么越多作品看见他们，就越可能为这一群体赢得真正的叙述权。

　　1号结语

　　杨贵妃确实爱荔枝。

　　然而，当盛唐崩塌的序幕拉开，「红颜祸水」四个大字，仿佛天降正义，将她打上「亡国之因」的烙印，牢牢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她被消费、被贬低，最终被「赐予」白绫自缢。历史总喜欢在失序后，让权力故事中的配角承担所有后果，所以即便是「最爱的宠妃」，也不过是一位被审美包装、制度粉饰的牛马。

　　所以，与其问历史为何归罪于她，不如反过来问一句：为什么不呢？

　　千年前是「李善德」，千年后是写字楼里的你和我。「皇命」仍在耳边回响，只可惜送往长安的荔枝里，从来没有牛马的加班费，只有牛马的血与泪。

责任编辑：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