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晚，“电视家 跑路”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的排行榜第二的位置。第二天，流媒体网跟进了一篇报道在业内刷屏，并甚至成为了相关部门的参考信息。而这一天，也正逢联合国的第28个世界电视日，电视这个话题难得被大众如此关注。

　　电视家其实只是一个盗播软件，简单的说就是抓取电视台的直播源，然后再用软件解码播放出来。播放的质量并不高，所谓高清一点也不清晰，而且还会内插广告。然而就这样一个灰色的渠道里的并不优质的盗版服务，却意外成了本周的焦点，还有朋友打听想去收购。也对，从生意的角度看，现在真是全网缺直播。

　　回想过去的20年，中国电视数字化的一路历程，电视机从笨重的方盒子变成了薄薄的一片挂在了墙上，清晰度从500线的隔行扫描提升到1080行像素点逐行扫描的高清真彩画面。从看电视到用电视，电视曾一度被赋予家庭娱乐中心的定位。然而，20年过去了，破解电视“两难”的问题还得重新找回到“开机看直播”的传统收视习惯上。

　　电视还得是电视！

　　回归电视本质，首先就要维护好电视的公共服务属性。

       大屏整治快速落地重塑行业

　　今年8月，国家广电总局联合工信部、央视总台、消费者协会等部门机构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会议强调要求下大气力解决“看电视难、看电视烦”的问题。9月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杨国瑞表示，针对电视“套娃”收费问题，将分三个阶段全力推进治理工作：（1）今年内逐步实现收费包压减40%，提升消费透明度；（2）明年上半年规范电视运营和收费；（3）明年年底健全有线电视、IPTV、OTT三大业务体系长效管理机制。笔者认为，电视整改背后不仅是长时间公众舆论对“套娃”问题的强烈不满与改革呼吁，更体现了监管层在行业治理乃至行业重塑的强烈决心意志。

　　这些意志也很快反映在行业中，并进一步形成《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工作的通知》、《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工作指南2.0》、《关于开展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的通知》等文件与规范。期间，包括北京、上海、吉林、安徽、广西、湖南等地在内的众多有线运营商和IPTV运营商，以及银河—小米互联网电视、华数—海信互联网电视等试点单位，迅速行动。按照近期广电总局联合相关部门印发的《关于开展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的通知》，全国范围内80%的有线电视终端、85%的IPTV终端已实现开机看直播。同时7家试点单位1.29亿有线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终端完成整改，收费包压减50%以上，最高达79%，收费行为更加规范透明。

　　此次电视大屏整改工作，被认为是近年来广电总局发起的力度最大、成果也最大的一次行业整改。而笔者认为，这一轮整改隐藏着电视公共服务属性与产业属性的新一轮沉淀，这也有利于重塑行业格局。

理解大屏整治的源头

　　首先，如何看待“看电视难”的解决问题？从监管层面看，此处的“电视”指的应是“直播”电视服务，是体现主流价值观的线性电视服务——特别是以新闻舆论节目。实践而言，在有线电视和IPTV交互主页的导航栏中统一设置直播栏目“看电视”，并扩大直播窗口（占首页首屏面面积40%以上）。基本上各地直播窗口都默认CCTV-1高清（如下图所示案例）。解决了“看电视难”的问题，也就是（在城市地区）落实电视的公共服务与意识形态属性（偏远地区与农村地区则以公益的直播卫星电视承担）。事实上，同是8月份，《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3年版）》正式出台。与2021版相比，2023版增加中宣部作为牵头单位，同时在提供广播电视方面，去掉了“通过地面无线方式”“通过直播卫星”这样对播出方式的明确限定，就是要求有线网络、IPTV和卫星等渠道都要确保提供不少于15套。这一要求显然是对公共服务的范围扩大了。所以，解决“看电视难”的问题就是要在各种电视设备的核心位置凸出公共服务，这属于扩公共服务与强化社会舆论属性的重要工作。

　　这至少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新形势下电视公共服务属性的重要性与需求。电视新闻系列报道可以通过不同的报道角度、选题和处理方式,影响舆论聚焦的方向和程度。在互联网时代，或许类似《三国演义》、《西游记》这样巅峰电视时代产生的大众性剧作数量下降（但不是没有）了，但高质量和塑造社会舆论的电视新闻日益重要。以英国为例，英国BBC董事长理查德·夏普警告在年初表示说，夏普表示：在“新闻报道已经成为全球影响力之战的一个关键武器”的时代，BBC世界服务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目前商业公司不愿投资于公正的新闻服务同时，“外国”势力创建宣传主导的新闻频道。而原iTV主席彼得-巴扎格特爵士表示：我们已经看到一条海底天然气管道被炸毁——因此国际基础设施可信性已经成为一个的重要议题。如果互联网被它所依赖的卫星和电缆的破坏所危及，那会怎样？在危机时刻，政府如何发布其重要信息？而在另一个案例中，在与科技巨头的内容分发谈判中，为保护其新闻价值，今年夏天美国新闻媒体机构努力游说国会以获得更多的谈判权。新闻机构希望与分发其原创内容的数字平台（如Meta和谷歌）进行集体谈判。这些都表明，新闻的公共服务价值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新形势下应得到加强而不是弱化。

　　电视公共服务如此重要，在海外主流国家，一些全国性电视台（如英国BBC、美国ABC、德国ARD）主要就是通过地面电视渠道提供免费的公共电视服务，也有公共电视台（PSB，在英国主要包括英国广播公司BBC、英国独立电视台ITV、第4频道、第5频道、STV和S4C等）之说。海外广播电视的数字化也都是从地面电视开始的，而且都已经发展好几代了。例如，DVB-T作为欧洲地面数字标准，其DVB-T2在2022年已经覆盖72%。而法国媒体监管机构CSA在2018年就出台了新的数字地面电视信道规划，以推动4K频道落地。在我国，地面电视在模拟时代还可见于很多人的生活中，而在后面的数字化纷乱则基本淹没于历史中了（或许是因其是免费服务性质……，说多了都是泪）。

　　于是，在城市地区，要想看电视，除了硬件设备（电视机等），必然的掏钱通过有线网络或IPTV购买电视节目服务（个别地方政府通过补贴支持的也有，但属于少数案例）。既然没有官方正式的渠道满足老百姓免费/廉价看直播电视需求，于是就衍生了很多灰色的互联网直播渠道。当下热议的“电视家”正是其中者——因为便宜啊。只要花50元办个“电视家”会员，就能让用户爽爽看一年直播电视节目，包括新闻、天气、体育直播，还有轮播电视剧。在智能电视广泛发展的前提下，这种灰色服务必然被很多家庭接受。在“电视家”下架之后，据说“网友们悲痛欲绝”。而笔者的想法是，这还只是能够自己安装电视直播软件（甚至需要绕开官方应用商店）的百姓家庭，而更多难于实现这一手段而有需求的家庭必然更为庞大。所以，一定规模的免费电视频道直播服务是刚需！！！没有免费和白色（官方）的“直播”电视服务，就会有灰色的，不当缺位之因必生混乱越位之果。

　　二是公共服务的实现方式——特别是考虑公共服务/公信力与商业服务的内在逻辑冲突。电视台在播放主流价值观节目和展现其舆论影响力的同时又夹杂过多的各种各样的商业性行为，则其公信力必然是受到质疑的。如果一家电视台在追求高质量体现主流价值观节目的时候，还要考虑怎么挣广告这样的问题，还要想着电视购物怎么发展——那肯定容易导致各种内部与外部冲突。不说内部的，就说外部的，如果观众看主流价值观节目中间出现大量医药与酒类广告，那必然容易引发错乱。举个案例，央视总台一度推出的“国家品牌工程”最后被叫停，这就是公信力与商业服务错乱的问题。在英国，基于电视税支撑的BBC就是拒绝广告的；而因为可能导致公共服务新闻节目的缩减，英国商业广播和点播服务协会（COBA）甚至反对英监管机构OFCOM扩大广告的提议。当然，本文并非反对电视广告，而是认为作为公共电视台和商业电视台应该有明晰的边界，公共服务的电视不应和作为商业服务的广告和娱乐过渡混杂，最终导致看起来“大而全”而实质上四不像的电视台。

　　其次，如何看待“看电视烦”的问题解决？对于电视收费的“套娃”问题，笔者认为这就是一个产业服务（娱乐服务）秩序问题，这本来就是要有一个清晰透明和一致性的商业服务规范。比如大众到商场甚至淘宝等购物是没有这么多烦心的问题（排除UI操作因素），因为纯粹的商业竞争本身就存在各种行业内外监管和机构信誉机制。那为什么电视端收费就成为一个大问题？这一定程度是因为大众认为有公信力与公共服属性的电视，不会有各种收费陷阱；但收费的电视服务就是商业性质的。“看电视烦”表面是一个终端厂商（占据入口与UI）与大屏付费服务运营商及播控平台相互争夺权益的问题，而根本是一个商业服务与公共服务边界不清并存在严重越位的典型案例。所以电视在进入智能时代后反而更让人更“烦”，这是个很大的笑话，是一个橘生南北的事。

　　怎么解决这一问题？根本就在于将电视的公共服务属性与商业性服务属性厘清，各自的范畴内运作不要相互混杂越位。早在2009年，当时的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朱虹就公开表示过：中国广电改革的最根本的原则是公益性广电事业要与经营性广电产业分开。朱虹认为区分公益性广电事业和经营性广电产业主要有三项指标：是否直接涉及舆论导向、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稳定和国家根本利益的政治标准；是否以赢利为目标、是否按照市场方式进行运作的经济标准；是否为满足人们普遍的公共需求，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公共标准。朱虹认为根据以上标准，可将广播电视服务划分为公益性广播电视服务、经营性广播电视服务、介于两者之间广播电视服务三类，并对不同类型的广播电视业务活动实施不同的管理政策。公益性广播电视服务由政府来主导（例如BBC财务支撑由电视税满足），可以使每一个公民不受身份、地域和经济状况限制，享受到广播电视的基本服务。经营性的广播电视活动则可以完全按照市场运作的规律来运行和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个性化精神文化需求。介于两者之间广播电视服务业务活动内含一定的意识形态内容，具有一定的公益属性，其播出只能是事业性质，但节目制作等部分的资源可由市场配置。

厘清电视服务的一些好处

　　如果能在电视大屏厘清公共服务与商业服务，行业职责将更加清晰分明，都将获得进一步发展。公共服务方面就是要明确公共服务边界，尤其是管理好以新闻舆论和主流价值观宣导的工作，监管方要落实到电视界面层次，并作为一种强制性标准与需求。作为一个海外案例，英国政府在年初发布了拟议的媒体法案草案，旨在更好地保护英国公共服务广播机构（PSB）免受国际流媒体巨头的威胁。此前，PSB已经确保其在传统电视电子节目指南（EPG）中享有特权地位，而按照新法案，这将扩展到智能电视、机顶盒和流媒体棒等应用平台上。所有这些平台都将被依法要求携带和显著展示由PSB运行的CTV（联网电视）应用程序（如BBC的iPlayer）。而在商业服务方面，当然也要确定服务边界，做好付费服务的市场秩序（包括资费包管理）、UI界面与服务组织等。

　　两类服务不仅需要权责清晰，从人员到组织上也必然是分离的，相关的监管机构也不相同。电视台制作新闻与主流价值观节目的人员与制作娱乐性节目（这是电视商业服务属性所在）的人员与所属机构，就要分割和实施不同的行业管理。互联网电视领域也看做类似处理。这些都可以有效地促进电视商业服务市场发展。尤其付费电视市场的发展将让专业机构聚焦于电视遥控器与UI界面升级、电视机顶盒一体化、资费服务清晰度强化等工作。

　　相反，如果把电视的公共服务（对政府而言就是事业服务）过度扩大，相关不稳定性只是早晚问题。在电视巅峰时代，电视台内部看似安稳，但在电视广告收入下滑之后，两种属性的矛盾必然迅速放大，政府在财政方面必然面临巨大的编制人员转型与安置处理压力。而在两种服务厘清后，通过政府补贴形式只对电视台的公共服务进行兜底，而将商业服务释放出去，就没有那么大的财政压力了。事实上，目前陆续出现的各地电视台频道关停精简问题，其根源或在于此。也就是说，以往越位之因，则致当下让位之果。

　　再如，把电视公共服务于与商业分开之后。所谓“直播”将成为一种泛化的非商业基础服务之后，也就不存在依靠“直播”业务获取灰色收入的情况。而对商业性电视节目的盗版行为已经是“黑色”行为了，那就让相关管理部门与商业法律进行处理吧。那么，类似“电视家”机构要么本来就不存在，要么早就被执法机构处理了，怎么会有“网友们悲痛欲绝”之事。

　　所以，电视的巅峰时代早已结束，但厘清电视的公益服务、公共服务与商业服务将重塑广电行业，让行业获得更好的可持续发展运行模式与长效管理机制。当然，这种厘清也难以一蹴而就，各个环节与边界还需要进一步梳理，行业还需要一个深度沉淀的过程。比如，此轮整改一个有意思的要点是，将免费内容服务作为关键要求，具体是要求首页首屏的导航栏和推荐位同时设置免费专区入口，并在丰富免费专区基础上对优秀免费节目设置推荐位。一这看起来是在直播基础上扩大公共服务水平，但如何定义其中的优秀免费节目依然是个问题。对这类节目要如何运作和管理？其财务支撑来自什么？

　　无论如何，本轮电视整改正在让行业的各种属性与问题更多彰显，而厘清电视行业的公益服务、公共服务与商业服务三者边界，才能有效解决越位和缺位的难题！期待补位和让位成为 “两难”整改之后的主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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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