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融媒体中心:现存问题与建设路径
王镜宇| 广电独家| 2021-03-31
【流媒体网】摘要: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中暴露问题:因推进迅猛,重速度而于组织架构、业务流程细节考量未周,更兼牵涉多方资源整合,关涉单位、机构较广,以致组织架构难免混乱,权责难以明晰。本定位而明其规划,应时代而谋其发展,顺需求以沉淀用户,县级融媒体建设将迈进新天地。

  我国县级融媒体建设发轫于十几年前:2005年12月,四川成都温江区即入局建成县融媒体中心,此后浙江金华市婺城县、舟山市定海区、宁波市镇海区分别于2007年、2008年、2010年开始融媒体实践;而其小有拓展,则已迟至2017年,及至2018年终呈大兴之势。

  2018年县级融媒体之兴,得益于政策推动。

  2018年8月21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

  2018年9月20日,中宣部在浙江长兴召开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现场推进会,要求2020年底基本实现全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全覆盖。自此,全国县融建设迅速推开,当年即启动县融建设者600余家。

  湖南首家县级融媒体中心——浏阳市融媒体中心也于同年7月9日正式挂牌,到2020年,湖南123个县市区均已陆续建成融媒体中心。

  ▍两类建设模式

  全国各地县级媒体因势利导,建设模式不一而足。概而言之,无非自主、不自主之别。

  非自主模式一般依托省强势媒体,有依托报社建设全省县融媒体云平台者,有以广电台及省广电网络为核心构建县融技术支撑平台者,亦有依托报社、省广电台共同合作开发云平台者。

  自主模式,则由县媒自择第三方高校、研究机构或技术公司,联合构建区域融合平台。

  在模式抉择上,各县量体裁衣,权衡自身优势、局限,择其适者而从之。

  模式各有利弊:选择依托省、市媒体资源,得投入少、见效快之利,亦有主体性旁落之弊;若选择与高校、研究机构、公司等联合开发,利在自主可控、主体性强,而弊则在前期建设、后期运维均需极大投入,对技术、资金有较高要求。

  多数县媒受人才、资金、技术之限,纷纷选择入驻省级平台。一般而言,非自主模式之平台搭建多经省级行政单位推动,由省级机构搭建平台、调配资源,而市县级媒体细化框架、生产内容,各级协同发展,除推进迅捷之外,亦可形成规模效应,于引导群众、服务群众之功能实现大有裨益。由此,非自主模式蔚为主流,自主模式则殊为少见。

  湖南为非自主模式,由湖南省委宣传部统一部署,依托湖南日报“中央厨房”搭建“新湖南云”平台。

  “新湖南云”遵循“坚持科学建设、适用管用”原则,对标中宣部、广电总局相关规范,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高新技术,为全省县融媒体一应提供从内容生产、数据中心直到版权保护甚至舆情及行业数据分析等服务。县融入驻平台则可实现对云稿库、舆情服务、用户资源甚至人才培训等之共建共享。

  自投入运行以来,“新湖南云”契合区县“新闻+政务+服务+电商”之功能诉求,不断优化核心功能模块,赋能区县发展。

  ▍县级融媒体建设存在的问题

  ■ 融合推进迅猛,弊端凸显:竞争力、内生动力匮乏

  县媒传上之宏音、达下之民情,为广泛联系民众之基层信息服务平台,其建设意义关乎国之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安全。

  县融建设目的之一,务在巩固舆论阵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因此,中宣部强调“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为县融建设之根本前提。

  有鉴于县融在政治功能上的重大意义,湖南各县级党委、政府均选择将县融建设纳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给予政策、资金倾斜。全国各地县融发展之基本套路大半如是。

  因政策之利,自发端至今,全国县级融媒体建设已呈报纸、广播电视、新媒体多形态发展格局。因为各地经济发展、社会环境、舆论生态、传播技术差异所致,县融建设呈现不平衡发展局面,与此同时,技术短板、人才匮乏、经费短缺、体制桎梏、观念陈旧等问题极其普遍。

  湖南县融建设初期资源整合高效,推进迅猛,至今各区县均已建成融媒体中心。随着媒体融合纵深发展,亦暴露出不少问题:

  因推进迅猛,重速度而于组织架构、业务流程细节考量未周,更兼牵涉多方资源整合,关涉单位、机构较广,以致组织架构难免混乱,权责难以明晰。

  多头管理、重复设置造成效率低下、资源配置不合理等诸般问题,非湖南独有,在全国亦属普遍。

  再则,多数区县简单复制同行经验,以致多县同质竞争、模式单一、创新不足,而经费主要依托政府拨款或单位拨款,有能力以市场化运作获取部分经费之县融比率不足2%,内容生产能力匮乏,兼传统体制机制束缚、地域空间限制,市场、资本驱动能力有限,因此“造血”能力严重不足。

  虽湖南大部分县融均选择在传统媒体及“两微一端一网”新媒体矩阵基础上,积极拓展新华网、人民日报、今日头条、抖音等第三方平台渠道,并声称已构建融合传播矩阵,而事实上大半后继乏力,内生动力、竞争力均不足,市场占有率低于5%者比比皆是,盈利、影响亦极其有限。

  ■ 融合纵深发展,历史遗留问题有待解决

  融合牵涉面极广,各方理念逻辑、行动路径、利益期许等较难统一,这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需要直面的问题。

  融合大业有赖天时、人和方可成功。政策是东风,然而因人以用事,人和不解决,后续落实到执行层面,一应流程直至效果难以取得最大值。

  以湖南融媒建设最出色的浏阳为例。浏阳入局媒体融合的时机挺早,2014年则提出全媒体、价值链之思路,在逐渐构建报纸、电台、电视台、“两微一端”、网站全媒体格局之同时向外拓展发展空间,先后发起成立湘鄂赣广播电视联盟体、湘鄂赣手机直播联盟、中国市县电视台原创节目交流中心,扩大其辐射面和影响力;

  2016年“掌上浏阳”App则成为浏阳政府信息发布之平台,开始着手“智慧浏阳”布局,对接多个政务部门及社会机构,开展教育、旅游、党建、公益等服务,尽可能嵌入本地居民生活之各方面;

  2018年在湖南日报支持下成立浏阳市融媒体中心,并成为全国首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试点县(市)之一。

  浏阳以其发端早、入局快,初期成效惊人,收入逐年看涨,但随着融合进程推进,一个比较具体、现实的历史遗留问题凸显出来——

  浏阳是湖南省唯一保留“一报一台”(浏阳日报、浏阳广电)格局之县融,独立经营时双方收入均不错,而一旦涉及融合,因为浏阳日报人少、成本低、待遇高、重编制,浏阳广电体量大、工种齐、成本高、全员绩效考核,所以理念、机制、员工待遇诸多方面均各有考量,一直未能达成共识,亟需谋求一个最大公约数或双方均能接受的平衡点。

  ▍县级融媒体建设的路径

  时下有关县级融媒体发展各家之言可谓纷纭,诸如内容为本、人才为要、用户思维等观点则被反复提及,成为共识。面对困难,县级融媒体建设应该朝哪个方向突破?

  ■ 本定位而明其规划

  县域是国之基层,而县媒承上启下,是基层舆论引导之阵地、党和人民群众之桥梁纽带、服务人民之文化平台。因此,其功能定位务在构建融新闻资讯、文化传播、政务服务、舆论监督等功能于一体之综合信息资讯服务平台,故其行动路径及业务流程规划均需遵循“以互联网为平台,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新媒体化为方向,以融合创新为手段,以舆论引导为主责,以服务群众为宗旨”。

  ■ 应时代而谋其发展

  当下,互联网深度嵌入群众生活,而新技术重塑媒体生态,颠覆着行业格局。5G商用化时代启幕,区块链技术应用前景可期,人工智能创造机遇……这些在催生智慧广电、智慧城市建设的同时,也拓展了县融发展的空间。

  与此同时,随着手机普及并成为连接政务、生活之重要纽带,故“移动优先”已成共识。其内容生产上,遵从新时代下信息传播碎片化之规律,务求契合手机用户之审美、阅读习惯,以用户需求为切入口,促进内容生产之垂直化、场景化、下沉化、智能化,并借大数据达到内容精准分发。其服务延伸上,亦可借“人手一机”之便,深度嵌入群众生活。

  而5G技术的物联网可为内容提供新的入口。新入口即意味着新的积累用户渠道,链接群众广谱、精准之需求,拓展在政务、商务、教育、医疗、旅游、农业、环保等场景的入口,助力“智慧城市”之建设。

  ■ 顺需求以沉淀用户

  就理论而言,互联网时代,但凡有网,信息确可无远弗届,抵达任何一个角落的任何一个用户;就现实层面而言,信息浩如烟海,而用户也只会就自身感兴趣的、相关的内容予以关注。

  一县之内容,落入信息海洋中,或许激不起半点水花,故立足本土优势,链接本土用户之需求,为大多数县融实用之选。即基于“本土新闻+服务”优势,搭建“政务+民生+文化”服务平台,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为群众提供综合服务,沉淀用户,谋求自身与相关行业、用户的最大公约数。

  可作进一步细致规划:依托本土历史、自然、人文资源和优势,生产更精准的内容,切入细分市场,构建自身核心竞争力,同时与各大主流媒体与互联网平台联动,形成信息传播网络,积聚集群效应。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成效显著,为媒体发展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在媒体融合步入深水区后,明确功能定位,明晰规划路径,顺应行业变局,依托政策红利,凭借技术赋能,立足本土服务,重视用户思维,县级融媒体建设将迈进新天地。

  参考文献:

  [1]谢新洲.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四梁八柱——融合、创新、引导、服务[J].新闻战线,2019(03):45-47.

  [2] 颜斌.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湖南实践[J]. 新闻战线,2020(01):29-31.


责任编辑: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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